30岁遭遇叛逆
作者:贺龙人才市场张芬 日期:2018-07-20 浏览

重要的是叛逆,和年龄无关,甚至无关自由。

有这样一群人,从小就生活在条件优裕的环境,接受了最优质的教育,并且一直理想远大,目标明确,勤奋努力。不仅成绩饱满,而且多才多艺,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就是他们共同的名字。

然后他们如愿以偿,也毫无惊奇地走进屈指可数的大学名校。毕业后,自身实力和社会资源确保他们拥有光鲜的职业,获得令人艳羡的经济回报,社会精英注定就是他们的归宿和命运。

三十岁左右,他们却像发生了物种的变异,突然有了其他的看法和想法,职业发生了颠覆,生活出现了拐点。


香港回来的那年,他们一家离开。

她刚刚会写几千个汉字,捧着红色小学毕业证登上国际航班。

父母给她选择了全美顶级的私立学校,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本科考入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,然后一路读下来直到博士毕业。

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非常不易,五年、十年能毕业就算不错,因此备受尊崇。有博士学位的老师,更愿意被人称为“Doctor”,而不是“Professor”。

不知道她的父母是否读过卡尔维诺的书,这位世界闻名的作家,就曾说自己是异类,因为在他的家族中只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才能受到尊敬。

而她的前方,清晰可见直达自然科学巅峰的职业道路。

可是,她却捧着蓝色的博士学位证再次登上国际航班。

只不过这次的航向是返程,回到国内求职,并且放弃了专业研究。

越早移民越早融入当地生活,术语叫归化。

多年的国外生活,她的英语几同母语,但她却更为钟情中国的诗词。

如今,她与父母隔着太平洋,从事着与自然科学研究毫无关系的工作。


有些人拼命奋斗的终点就是另一些人的起点。

独生女的她,父母是大学里的英语教授,基因里都带着学者的密码,语言学习更是天赋的本领。

中关村二小、人大附中,这可不是一般的拔尖学生。

未及成年,游历欧美主要国家的照片已经有几个G。

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的本科、硕士,毕业时就超过国家口笔译二级水平。

入职大型国企翻译岗位,起薪三倍于京城的平均工资,何况几场兼职同传的收入完全可以看不上工资。

工作三年后却毅然辞掉了这份稳定多金的工作,赴美攻读公共管理硕士。

回国后,虽然不确定要干什么,但明确不再考虑翻译工作了。


虽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第一名,但得知被北京大学录取的那一刻,他和全家还是无比激动。

父母是当地的官员,升学宴就摆了足足50多桌,甚至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了几百份。

转眼四年过去,他大学毕业。没有考研,没有留京,没有出国,而是按父母要求回到了家乡三线小城。

当地收入最为丰厚的单位几乎是定向接收了他,年收入达数十万。

五年的时间,作为北大高才生,他始终被高看一眼,厚待一层。

有幸被借调到上级机关数月,马上就要办理正式调动手续,他却选择离开仕途,远赴海外留学。

未来是否回国,他不确定,但他知道,那座小城是回不去了。
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人虽不同,情节相似。

青春期的他们没有叛逆,父母眼中的好孩子,老师心中的好学生,无波无折,学业有成,职业的道路如今也直奔山顶。

明明他们正在从胜利走胜利,从成功走向成功,可30岁左右的他们却被叛逆击中。他们开始质疑过去的选择或者没有选择,他们对精彩的当下视而不见,对辉煌的未来也不再期待,因为他们没有了感觉。他们断然停止了职业进程,连同生活轨迹。改弦易辙,彻底地放弃,决绝地离开。

为这种巨变他们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,毕竟多年的积累(不只是他们自己的)几乎清零,要么再次求学,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没有收入,前景如同雾霾之中;要么地理位置变迁,行业岗位改变,薪水变得微薄让他们初次感受生活的重负。

对于变得越来越不像曾经青春少年的他们,逐渐老去的父母已经做不了更多,无奈无措。

平心而论,他们根本意识不到,他们叛逆的不是过去的选择,不是父母的意愿,不是曾经的工作,而是上代人甚至几代人努力攀爬的阶层。如果足够幸运的话,在新的社会坐标中,他们能够保住颜面或有所上升,但如今,不可否认,滑落的陷阱更可能在前方不远处挖好了坑。

叛逆意味着颠覆,但并不必然蕴含成长。

希望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抵抗风云变幻,实在不行,至少如同过去的平顺人生,为他们重大选择最后兜底的,依然是那个呵护成长的家庭,即使如今彼此有些陌生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歌手崔健唱道“我要给你我的追求,还有我的自由,可你却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。”高声呐喊的时代虽已远去,但把叛逆当先锋的声音还是穿透了时空。高知的人们,请想想法国大革命,你不想自由,杀掉你的头也要强制让你自由,这肯定不是真的自由。同样,如果叛逆的结局是一无所有,是不是已经背离叛逆的初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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